刘念才同时推荐记者阅读他于2005年8月发表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的论文《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现状与未来》。其中也提到，在统计奖项的过程中，有的人获奖时所在大学并非进行获奖成果研究时的大学，也有的获奖者获得学位的大学不是他度过大部分学习时间的大学等等。

刘念才在该文中还提到了因技术问题给排名带来的难度。像前文提到的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之争；还比如，数据库的检索是非常复杂的，在关键词的选择上需要特别小心，在ARWU的排名过程中，不管作者是否在署名中提及相关大学，每一个被引用率最高的教师都被归于其所在大学，每一篇NS论文也得到了同样的处理，在SCIE和SSCI的检索过程中，许多大学需要输入多个关键词才能找到其全部论文。

刘念才同时认为，由于量化指标及其权重不同，一所大学在排名榜上的位置也将有所差异，容易引起争议。但是，一所真正一流的大学在各种指标体系下都会是一流的，其排名不会产生大的波动。

《美新》主编Brian Kelly表示，排名总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还是有超过半数的大学填写了调查问卷，也总能找到一些人来对大学进行评价。

使用大学排名需谨慎

1983年，《美新》首先作为一种促销手段而推出大学排名，之后很多国家纷纷推出各种排行榜，对各自国内的大学进行排名。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全球性的或者地区性大学排行榜。

伴随着排名带来的影响，以及遭受的批评，排名者自己也承认排名结果并不是最终定论。例如，《美新》建议学生在选择大学时要考虑多种因素。在上海交大高教所的网站上也提醒大家，由于存在一些技术和方法的问题，使用这些排名时要谨慎。上海交大高教所的声明中也提到，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排名指标体系中会有不同的名次。因此，要根据排名的目的和指标体系来认识大学排名的结果，理性地把大学排名作为大学评价的参考依据之一。

与此同时，排名者们也在不断修改排名的指标体系。但是，有批评指出，这样就出现了同一所大学可以在一年内突然变好或变差很多。很多人指责，《美新》作出的排名，只是简单的、无根据的随意变动，其目的旨在提高杂志销量，结果却适得其反。

为提高排行榜的可信度，2006年，大学国际排名专家组（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简称IREG）在柏林召开的IREG第二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排名的质量标准和操作范例——高等教育机构排名的柏林原则。该原则强调排名过程及方法的透明性，认为，排名结果的可靠性取决于对信息的加工和信息的来源（比如数据库、学生、教师、雇主等）。数据的选择应该基于对质量和学术优劣的各种评价指标的认识，而不是仅仅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排名应当明确告知为什么包括这些指标和这些指标反映的是什么。排名应该尽可能地使用审核过的、可核实的数据，这些数据在机构间是可比的、口径是一致的。柏林原则同时提到，排名可以提供有关高等教育的可比信息和对高等教育更深入的了解，但是不应该成为判断高等教育是什么和做什么的主要标准。

CWTS的研究员Henk Moed表示，尽管存在种种抱怨，但大学排名有其存在的益处。实际上排名可以刺激竞争，促使大学不断完善，即使排名并不完美，在一定程度上排名仍可以为学生以及政策制定者提供相关信息。

另有一些排名工作者也指出，大学也是喜欢吹捧自己的，特别是当其运转良好时。在 2007 上海排名宣布不久，两个“柏林大学”的校长，开始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如何分配关于爱因斯坦和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获奖数问题。也许这样的妥协会促使这两所大学在2008年重新回到上海排行榜上。

“当然，爱因斯坦也许会相当欣赏这出闹剧——在普林斯顿，他的办公室里有这样一个条幅，上面写着——不是所有可以量化的东西都是重要的，也不是所有重要的都可以量化。”《科学》上的文章以这段话作为结尾来表明作者对待排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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