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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现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首次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文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中国最早建立的省级民族自治政府,是194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帮助下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是: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在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同时,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1)有利于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民族内部事务;(2)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3)有利于抵御外来侵略;(4)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四)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在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具体内涵: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五)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在1963年1月29日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1在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最早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充分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同时,毛泽东希望知识分子继续前进,继续改造自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逐步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三、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
(一)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防: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初次提出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的任务。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任务首次被明确提出。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探讨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和关系,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的战略方针,因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1955年6月,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63年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提出“一纲四目”解决台湾问题。“一纲”——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①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都由蒋介石决定;②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③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④双方互信,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之事。这一重要思想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的基础。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希望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
(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阐述了新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自己来处理,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提出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来北京参加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倡导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四)“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苏联、美国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阐明了毛泽东的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划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突出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同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矛盾;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强调要联合第二世界的国家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了更稳定的现实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