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李景均先生著作的英文版《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出版70周年。该书是中国现代史上迄今为止极少数在中国出版但在西方某个科技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专业书。绝大多数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李景均是谁。在美留学的大陆学生，除非所学专业和人类遗传学有关，恐怕大多数也不知道李景均是谁。而在1950年的遗传学界，恐怕大多数人都知道李景均。李景均先生的离国出走，在50年代初甚至还惊动了中央的最高层。

 

笔者和李景均先生（在美人们都亲切地称其为CC，以下简称为CC）的相识是在1997年。针对《科学》杂志上一篇有关中国基因大战的报道[1]，笔者在97年9月起草了一封致《科学》编辑部的信，email给一位对遗传流行病学颇有造诣的朋友郑长江（CJ）博士。CJ当时正在匹兹堡作实习医师。他是一位很仔细的学者，对信作了修改，并建议我们请CC一起署名。这就造就了笔者和CC的一段缘分。

97年的来信发表之后[2]，由于西方遗传学家就中国《母婴保健法》的部分条款似有强制性的优生学之嫌而欲抵制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全球遗传学大会，笔者、CJ和CC就此在98年写了另一篇评论[3]。之后，在98年在丹佛召开的美国人类遗传学年会上，笔者和CC及其太太见了面。后来，老先生又给笔者寄来了刊登在《炎黄春秋》的关于他本人的一篇报道，以及他写的一些教科书。我们还就其他一些事有过通信。

 

当然，笔者对CC的了解并非局限于这些沟通。作为科学家传记及讣告的读者，笔者以前也读过斯皮思（E. B. Spiess）写的关于CC的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介绍[4]。在CC的处女作出版70周年之际，本文旨在回顾李先生那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缅怀李先生遗留给我们的丰富精神遗产，并对李先生离国出走的教训及其现实意义作一反思。

 

 

CC的人生可以说是极富传奇色彩。CC于1912年10月27日生于天津大沽的一个做桐油生意的富商之家。其父曾在英国传教士办的学校念书，之后皈依基督教。他有四个儿子，CC是其第三个儿子。CC 13岁时，进了也是英国传教士办的天津英中学院（一所高中）。1932至1936年在美国传教士办的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念书，1937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植物育种及遗传，1940年获博士学位。留美期间，CC 阅读了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詹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的《遗传及物种起源》，由此接触到了群体遗传学以及赖特（S. Wright）的工作，并对此深感兴趣，决定以此作为研究方向。拿到博士学位后，CC去赖特所在的芝加哥大学上了一个夏季的数学和概率论课程，并在赖特的影响下去哥伦比亚大学及北卡罗来纳大学进修数学和统计学。CC在芝加哥认识了后来成为其妻子的美籍华人克拉拉（Clara Lem）。1941年9月，CC与克拉拉完婚，并携新婚妻子在圣地亚哥登上一艘准备开往上海的荷兰邮轮，开始了蜜月之旅。

 

 

1941年的中国，正在日寇的铁蹄下遭受蹂躏，CC在美国对此无疑非常清楚。而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妻子回国，显然是准备回国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这艘原本三周到达上海的邮轮，由于要避免遭受在太平洋水下游弋的日军潜艇的攻击而多次改变航向，辗转在爪哇岛补充给养之后又向上海开去。未到上海，就被转到一艘英国船上。而这艘英国船在开往上海的途中听说上海满街都是日本军人，担心船只被日军扣留，就转而往香港开去，结果辗转51天后在12月6日抵达九龙。12月8日，CC 和妻子用完早餐后听见了枪声，并惊讶地发现所有的商店都关门大吉——原来当天日本偷袭了珍珠港（香港和夏威夷有一天的时差），并几乎同时进攻香港。驻港英军节节败退。结果CC和克拉拉被困在香港近两个月。由于他只带了旅行支票而无人愿意兑现，他们两人身无分文，十分窘迫，天天处于极度饥饿之中。57年后，CC回忆起当时的困境时说：“如果你处于极度饥饿时，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不能思考，就像一具行尸走肉。”[5]

 

就在这时，命运女神眷顾了CC。他遇见了在康奈尔念书时认识的朋友。朋友给了他500元港币及一些大米。之后，CC又认识了一个香港地下组织的人，帮助CC夫妇徒步绕过日军，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到达广东惠阳，再从惠阳再乘船坐车抵达CC一个哥哥所在的桂林。从九龙到桂林，花了整整38天。

 

1942年6月，CC的第一个孩子Jeff出生了，但出生后没几个小时，克拉拉就抱着婴儿为躲避日军的空袭而躲进了山洞。当时CC的父亲在重庆，由于战时交通不便，CC就在广西柳州郊外沙塘的广西大学农学院任职。在这里，CC认识了两位分别对中国及世界遗传学都有影响的同道：刘祖洞和徐道觉。刘祖洞先生后来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动物学，1952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翌年回国，在复旦任职，专长人类遗传学和医学遗传学。刘祖洞教授编写的《遗传学》教材是国内遗传学教材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教科书。刘先生在1956年青岛会议上旗帜鲜明，思路清晰，言辞犀利，令人印象深刻。若不是历场政治运动的耽误，刘先生必有骄人的学术贡献。刘祖洞先生于1998年辞世。

 

徐道觉先生那时与CC很熟。徐“好学不倦。他全身上下至少有8个口袋，上身有4个，裤子又有4个。每一个口袋都装有昆虫或其食物（在玻璃瓶子里）。”CC称其为“会走路的实验室”。CC当时断言：徐将来必成大器。果然，徐在1951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获博士后，在博士后研究中创造性地把组织培养技术和低渗处理用于研究染色体，为创建遗传学的一门新分支——细胞遗传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令人扼腕的是，尽管当时人体细胞的染色体数目被错误地认为是48，且徐先生发现的技术为观测人体细胞的染色体提供了有力手段，但他还是与改正人染色体数目的机会失之交臂。令人欣慰的是，他此后又作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工作。由于其杰出贡献，他于1973年当选为美国细胞生物学会主席，2003年故世。

 

1943年夏，CC想去重庆看望其父，然后去成都赴迁至成都的母校南京金陵大学任教。但在去重庆的路上，CC的小孩患痢疾，结果CC一家赶紧坐火车回柳州看医生。不幸的是，Jeff在火车上死在CC的怀抱中。Jeff不幸夭折，CC夫妇俩的悲痛可想而知。之后，CC在1948年及1955年再版的《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的扉页上都写明，书是纪念Jeff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