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邓子新应邀出席在英国纽卡斯尔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放线菌生物学大会，并作了DNA大分子上一种新的硫修饰的研究报告。

 

2005年9月，中国微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邓子新的研究团队在《分子微生物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报告在DNA大分子上发现了一种新的硫修饰，这是首次在众多细菌的DNA上发现第六种新元素硫。

 

“新发现让人瞠目结舌，”德国马普实验医学研究院化学生物学家弗里茨·爱克斯坦(Fritz Eckstein)撰文写道，“它打开了一扇全新窗口，将大大激发人们对DNA大分子上众多新谜团的激情探索。”

 

从1987年在实验中发现“一种习以为常的小现象”，到2005年发表细菌DNA上存在硫修饰的第一篇论文，邓子新团队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邓子新坦言：“那时什么也不知道，完全是一个谜，但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而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一直得不到同行认可，大家不认为你是疯子就不错了，以‘非共识项目’形式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主任基金的资助是对我巨大的鼓励。”

 

2007年11月，邓子新在北京接受了《科学时报》专访。

 

 

早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界就已确认DNA是生命的遗传物质，它由碳、氢、氧、氮和磷5种元素构成；1953年4月25日，美国学者詹姆斯·沃森和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描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这篇论文开创了分子生物学的新时代。

 

1987年，邓子新在英国英纳斯研究中心做博士后。在和同事周秀芬做一批细菌DNA的电泳实验时，他们发现在同一块电泳凝胶上，一些细菌的DNA发生了降解，而另一些细菌的DNA则不降解。“整个DNA的提取、电泳等过程都是一个人操作的，在同样的环境、操作方法和实验条件下，为什么不同生物来源的DNA会出现降解特性完全相反的差异呢？这不应该是DNA提取过程中人工操作的问题，好像是由不同生物自身的遗传特性决定的，所以，我就想究根问底。”邓子新说。带着这样的疑问和困惑，邓子新回到了武汉华中农业大学。

 

但令邓子新感到更困难的是得不到同行的认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得到初步信息，觉得这种现象可能与硫有关，但国际国内都不认可，也得不到资助，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应付同行的质疑，而且每应付一个质疑，总要花上一年半载的实验过程才能解答, 论文也发表不了。”他说：“当时在国内立项资助也很成问题，因为太新的想法容易被人看成是在‘忽悠’经费，所以往往申请了也白搭。”

 

好在邓子新还是个多面手，在微生物分子遗传学、抗生素药物代谢工程和化学生物学领域都做出很有显示度的工作，发展了一系列重要抗生素产生菌的体内外分子操作技术，设计了一系列新抗衍生物，取得了一批抗生素基因簇或其药物衍生化合物的专利。虽然这些工作使他陆续获得了不少经费支持，但他一直“痴心”的这个DNA降解中的谜却得不到经费支持，不得已，他就从自己的其他项目“借用”资金，国内做不成的实验，就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