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林告诉记者，我国生物产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近20年的发展，生物技术总体上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水平，局部领域居世界先进水平，生物产业已初具规模。但在这一过程中，诸多体制问题、政策问题也对我国生物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近年来的政策研究工作，已经让政府看到了这些问题，即将出台的产业政策将考虑应对这些问题的对策。

 

“虽然我国生物产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无论是在产业规模，还是在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差距。我感觉，整个产业的发展还比较艰难。”王昌林说。

 

首先，在新兴产业初期，应当营造有利于其成长的环境，但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还不高，相关体制、机制复杂，改革起来有困难。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准备在信息产业上加快发展，但由于当时不具备发展信息产业的政策环境，等到我国具备发展条件时，微软等国际巨头已经出现，我国信息产业就失去了最好的发展机遇。生物产业的发展如果没有良好的成长环境也将面临这样的问题。

 

其次，产品缺乏创新。目前绝大部分生物技术创新和专利来源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的生物技术主要是跟踪国外发展起来的，以仿制为主。这在生物新药研制中尤为突出。我国已批准上市的13类25种382个不同规格的基因工程药物和基因工程疫苗产品中，只有6类9种21个不同规格的产品属于自己原创研制，其余7类16种361个产品为跟踪和模仿国外的仿制品。

 

同时，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高，“工程化”环节是瓶颈。生物科技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是目前科研院所、企业反映最普遍的问题。我国生物产业基础研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5年左右，但在产业化方面的差距在15年以上。全国生物科技成果转化率普遍不到15%，有的地方甚至不到5%。“科研经费大部分投给了大学和科研机构，而不是企业。发达国家的投入产出率为40%左右，美国能达到60%，而我国生物医药方面的投入产出率却不到1%。”王昌林说，其原因在于缺乏“中试、放大、集成”的工程化环节，投融资渠道不畅通，科技中介机构不发达。

 

另外，企业税负重，缺乏优惠政策支持。目前生物技术企业增值税率在13%~14%，大大高于其他行业。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由于生物技术产品从研究开发、临床试验到上市的周期至少在5年以上，大多数企业享受不到“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企业资产都是无形资产，银行不愿意贷款；没有创业风险投资，没有特殊支持，中小企业很难迈过成长期。”王昌林告诉记者，由于融资渠道单一，企业发展资金短缺。我国私募资金基本没有，创业投资不发达，社会上为数极少的担保公司力量薄弱。许多生物技术企业因缺乏足够的资本金或担保，很难申请到贷款。融资渠道不畅通，资金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当前我国生物产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

 

“未来20年是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当前不仅仅是技术研究开发问题，更重要的是产业发展、市场拓展、制度创新、机制转变和制订相关优惠政策的问题，涉及产业链条上游的研发部门，更涉及产业链条下游的产品市场需求部门，还涉及与此产业相关的金融、投资、财政、税收等产业政策和体制改革部门。将要出台的生物产业配套政策对这些问题都有所考虑，但真正要在现实中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昌林说。

 

 

作为战略性、先导性的新兴产业，生物产业的发展需要国家出台产业政策加以推动和引导。王昌林向记者介绍了4个方面的政策，它们将对生物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投融资政策。国家要鼓励对生物产业的风险投资，要为生物技术企业在国内外上市融资创造条件。国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要优先支持在我国境内从事生物技术开发及其成果转化的中小型企业。

 

二是税收优惠政策。对生物企业生产的国家急需的防疫用生物制品应实行零税率。对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生物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生物产品和扩大再生产。在我国境内设立的生物产业应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新创办生物企业自获利两年起，应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三是收入分配政策。要允许以生物技术专利权作价入股，参与分配，并可将其中部分股份给予职务发明人和有突出贡献者。对部分有条件的生物企业，可进行股权激励。

 

四是人才政策。教育部门要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结构和人才类型结构，并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一批生物技术人才培养基地。积极推动生物技术研发人才向生物产业流动，并给予政策支持和配合。实施全球化人才战略，鼓励国内外生物技术科技和开发人才在国内创办生物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