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至今不过几十年的历史，但其对科学和社会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其中最激烈、影响最大的“克隆人之争”至今仍在进行之中。生命伦理学存在的理由究竟有哪些？它在科学发展中究竟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又如何？日前，来京参加“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的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主任沈铭贤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科学时报》：持续许久的“克隆人之争”是否体现了伦理与科学的尖锐“对立”？    

        沈铭贤：1992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了庆祝生命伦理学诞生30周年的学术活动。如果以此为标准，生命伦理学也才只有40年的历史。回顾其发展轨迹，不难深切感受到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充满争议。生命伦理学的40年间，几乎每一步、每一个问题都充满了争议，其中争论最激烈、影响最大的“克隆人之争”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胚胎干细胞研究（克隆人）是当前争议最为激烈的生命伦理前沿问题之一。从1997年2月，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宣布克隆羊“多利”问世以来，有关克隆人的争论一直不断，反对派和赞成派“针锋相对”，情况错综复杂。    

        科学界反对生殖性克隆的理由主要有：一是不安全。虽然克隆技术近几年发展迅速，但目前克隆动物的成功率还只有2％左右。克隆技术贸然应用到人身上，是对人的健康和生命的不尊重和损害，必须慎之又慎。二是可能影响基因多样性，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三是有损人的尊严。    

        赞成者认为，克隆人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的生老病死，体现了科学不断进取的精神和科学自由的原则。同时，对于那些无法生育及痛失亲人的人，生殖性克隆是福音。1998年初，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锡德就说：“人类克隆技术能够延长人类生命，改善人类文明。”   

        但反对者强调，为人类造福是科学的最高目的，科学进取精神和自由原则也不能背离这一目的。克隆出畸形、残疾、夭折的人会败坏科学的形象和声誉，反而不利于科学发展。禁止生殖性克隆，正是为了科学更健康更有序地发展。上述激辩发人深思的是，反对者和赞成者都举起了科学和人道这两面大旗。    

        确实，自从多利问世的消息公布之后，尽管反对克隆人的呼声很大很猛，却阻止不了极少数人尝试进行克隆人试验。这是不是意味着伦理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消极作用呢？不是。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存在强大的反对克隆人的呼声，由于大多数科学家意识到要尊重伦理的基本价值，才使克隆技术健康迅速地发展，而没有出现难以控制的混乱局面。如果伦理学家不出来反对克隆人，任由少数“克隆剑客”毫无约束地去从事各种克隆人实验，那不知会出现多少畸形、残疾、夭折甚至人畜嵌合的“克隆怪物”。试问，这对科学有什么好处？对人类有什么好处？    

        在反对生殖性克隆的同时，伦理学家又积极为治疗性克隆辩护，支持用于治疗性目的的胚胎干细胞研究，并制订若干伦理准则，以保证胚胎干细胞研究健康顺利地发展。因此可以认为，在克隆人问题上生命伦理学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正面的，伦理与科学并不对立。    

        《科学时报》：生命科学到底是否需要生命伦理？    

        沈铭贤：按照某些赞成或支持克隆人者的逻辑，生命伦理学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只要有科学技术就足够了，只要跟着科学技术走就行了。美国一家杂志说得很坦率：伦理最多只能在科学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一些障碍，它根本不是科学的对手。    

        长期以来，人们信奉“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认为科学属于事实判断的领域，伦理则属于价值判断的领域，二者互不相关或者关系甚微，曾经流行一种颇为形象的说法：科学家如果关心伦理道德问题，就好比“脱下了科学家的帽子”。可是当今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却一再明白无误地昭示我们，事实与价值是密切相关的。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提出了诸多伦理问题，甚至与伦理发生激烈的碰撞，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伯格（P  Berg）教授。50多年前，沃森和克里克揭示遗传物质DNA的双螺旋结构，开创了分子生物学的新时代。20世纪70年代初，基因重组技术取得成功，对此伯格教授睿智地洞察到，会不会重组出威胁人类生存的“超级生命”？因为从技术上来讲，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作为一名有着强烈责任感的著名科学家，伯格不仅主动暂停了自己的实验，而且建议同行也这样做，并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如何规范基因重组实验。    

        伯格的建议得到一些同行的响应，同时也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和反对。其中最尖锐也最集中的是，这样做是否干预了科学。经过多方努力，伯格建议的国际会议终于在1975年召开，并制订了有关规范。这是生命科学家首次公开主动暂停极有前景的科学实验，首次通过国际协作主动约束自己的前沿研究，表明生命科学发展到分子阶段，更需要伦理规范。伯格的这一贡献已载入史册，堪与其在基因重组上的科学贡献相媲美。    

        由此可以看到，生命伦理是内在自生的，而不是外部强加或者虚构的，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有其必然性。科技与伦理尽管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但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活动，两者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生命伦理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生命伦理又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和利益密切相关。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在“第八次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的书面演讲中说，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考虑生命伦理的世界性，对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所引发的重大伦理问题，通过交流和协商，尽可能就基本的原则和规范求得共识、达成协议，也要增进相互的了解和理解；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生命伦理的民族性，允许各个国家和民族从自身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出发，对生命伦理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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