胚胎干细胞（ES）成为当今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的热点。这与它具有“发育全能性”的神奇功能密切相关。干细胞是未分化的原始细胞，通常分为三类，即全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和专能干细胞。其中，全能干细胞主要就是ES，它能分化成人体200多种细胞类型，形成机体的任何细胞、组织和器官。倘能掌握其分化发育的规律  

，在人工条件下定向分化为所需的细胞、组织乃至器官，岂不是可以用来治疗目前还难以或无法治愈的帕金森氏病、早老性痴呆、白血病、糖尿病等顽症，并且解决十分紧缺的组织和器官移植的来源问题吗？进一步，与克隆技术相结合，运用体细胞核转移技术来得到ES，还能解决细胞治疗以及组织和器官移植的免疫排异难题。  

　　但同时，ES研究也引发了当前最为激烈而敏感的伦理之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而展开：一是如何看待胚胎。ES主要有三个来源：（1）（自然和人工）流产的胚胎；（2）辅助生殖剩余的胚胎；（3）通过体细胞核转移术得到的胚胎。不管哪一个来源，提取ES必定会损毁胚胎。于是，胚胎是不是生命，是不是人，研究ES是不是“毁灭生命”、“杀人”，很自然地成为争论的焦点。  

　　另一焦点在于，是否必然滑向生殖性克隆。2003年10月，联合国大会以80票赞成、79票反对、15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将《禁止人的克隆生殖国际公约》推迟一年。世界各国都表示反对生殖性克隆，为什么这一国际公约通不过呢？因为79个国家认为治疗性克隆必然滑向生殖性克隆，主张二者同时禁止。治疗性克隆是ES研究的主要目的。封杀治疗性克隆，实际上就是要封杀ES研究。  

　　著名生命伦理学家、美国《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恩格尔哈特在评论ES研究的激烈争论时，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发人深思的见解。他认为这是一场“文化战争”。他说：“我们注定要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人生命的意义、患病、临终和死亡的认识上，呈现出稳定与痛苦的争议交织出现的世界。文化战争中的战斗在不远的将来将决定生命伦理学的特点。”  

　　确实，在ES研究的伦理之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因子的决策性影响。罗马天主教信理部的《生命祭》文告明确指出：“人类必须得到尊严，即得到作为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是从其存在的第一刻即开始的”。“胚胎必须被当作人一样的受到尊重，他作为一个整体的完整性就必须受到保护”。据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收到13000封关于ES研究的公众来信，只有300封表示支持（《维真学刊》2003年秋季号，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部主办）。而在我国，情况大为不同。2003年，我们对上海、西安8家三级医院的250名医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8％的医师认为早期胚胎还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超过70％的医师赞同ES研究，高达94％的医师同意ES可为治疗一些“不治之症”提供美好前景。台湾对61位医师的调查，得出了类似结果。  

　　生命伦理学关注人的健康与疾病、生命与死亡这样一些从生身命根上带来的敏感问题，不能不与文化背景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或者毋宁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学界公认，生命伦理学有一分支即为“文化生命伦理学”。在生命科学已经或有可能改变人类的生老病死，甚至影响和变革人的本性时，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出现种种不同意见直至针锋相对，上演“文化战争”，自在情理之中。文化是讲传承、讲积累的，没有传承、积累，便形不成文化。文化传统一经形成，就是不可漠视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如我们在ES研究的伦理之争中所看到的，主要通过文化传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表现出来。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受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定势（“文化基因”），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权威性。ES研究的伦理之争所展示的，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巨大差异。  

　　对此应予以宽容的理解，同时通过交流与沟通，求得一些基本的共识。不管文化传统多么根深蒂固，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要变化的，总是会逐步适应的。况且，健康与疾病，生命与死亡，人的权利与尊严，毕竟是人类的共同关切，也是文化的共同主题。我相信，生命伦理在上演“文化战争”的进程中，有可能扩大其共识的一面，平衡的一面。  

　　在ES研究的伦理之争中，有一种观点十分引人注目，并起了重大作用，那就是：14天前的胚胎可用于干细胞研究。英国之所以早在2000年底就通过立法，允许克隆早期胚胎进行ES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采纳了沃诺克委员会的建议，胚胎研究以14天为界限。我国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2003.12）也规定ES研究不能超过14天。日本等国基本接受这一立场，许多科学家、伦理学家和法学家，甚至天主教哲学家如麦克柯米克也表示赞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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