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舆论对社会心理的调适可以针对不同的层次进行。对于那些对转基因技术持疏远态度的公众，应当向他们宣传转基因技术知识，使他们认识、了解转基因技术并最终接受；对那些对这一技术态度冷漠的人，应向他们多宣传这一新技术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其诱人的广阔前景及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使他们内心产生一种冲动，激发出强烈的社会需求，从而推动这一技术的发展；对于参与型的民众，可实行双向调适一既向他们宜传转基因技术的正面效应，同时也向他们介绍这一技术可官B带来的负面效应，使他们充分认识这是把“双刃剑”，避免出现盲目和“过热”，从而造成负面效应扩大。
3．2 法规调造。法规调适的优点是它不仅能调适社会心理，还能调适社会行为。这是舆论调适所做不到的。
首先，法规对社会心理的调适。随着转基因技术进入实用化、商品化阶段，其负面效应似乎显现出来了。1999年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关于转基因食品(GM foods)的争论。英国的媒体以“转基因食品的恐怖”为题发出警告。这股浪潮迅速传遍整个欧洲，使得欧盟终止了对新的转基因食品的采用与输入，直到三年后新的立法。这种效应也在美国引起反响。曾经在美国风行一时的转基因技术随即沉默下来。在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组织的听证会上，许多
人大声疾呼，转基因作物可能已经在危害人类的健康。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后果的担心和恐惧对这一技术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为了消除社会公众对这一技术的恐惧心理，一些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来确保这一技术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将其危害性减到最低。这在客观上也打消了一些人的疑虑。如美国实行了技术评价制度和听证会制度，既让公众了解到了转基因技术可能出现的风险在什么地方，也增强了公务人员和技术部门的社会责任心。他们必须以自己的行为向社会公众负责。此举还让公众参与到这一技术的决策过程中，使其心理上产生了主人翁感。
其次，法规对社会技术行为的调适。为了尽可能消除社会公众对新技术的副作用的担心，确保新技术的安全性，政府应当通过法律形式对社会技术的行为做出规定。就转基因技术这一领域而言，我国政府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至1996年底，我国正在研究的转基因植物种类达47种，涉及基因103个，已批准进行商品化生产的转基因植物有6种，生物产品相对较少，但我国较早就注意到了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问题。1993年国家科委发布(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1996年农业部颁布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根据这两个规定，我国将生物产品按其风险大小分为4个等级。目前，我国的生物产品大多属于低度风险的I级，即该类基因工程工作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尚不构成风险，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但是基因表达调控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现象，每个基因产物又都是微量的，监测很困难，而它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为此，国家还应进一步加强立法和宣传，尽快出台有关转基因技术与产品安全问题的法律法规。包括转基因植物田间释放条件，在国内及国际贸易上的有关规定等，提高转基因研究与开发的安全意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及时吸取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按照国际惯例，建议由科技、环保、农业、食品及药物管理等部门共同负责，设立转基因技术与产品安全评估机构，建立相关的技术体系。创新却一直比较薄弱，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局的限制太多太死。许多技术创新的主体宁愿不出成果也不想冒遭受重罚的风险。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过分严厉的法规调适不但会阻碍新技术的发展，甚至会使一个国家错过一次又一次新技术革命的机会。在强调创新为技术发展生命的今天，我国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随着生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生物安全日显重要。它将不再局限于生物技术本身，并在国际贸易、基因资源保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预计在21世纪，生物技术将逐步商品化和产业化。生物安全将不仅是生物技术开发利用的科学管理规范和对未知危险的防范，还将成为其产品商品化和产业化的重要保障。
